二是宪法室在《外商投资法(草案)》审议过程中指出，宪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发生了扩容性地演进，包括政策导向从允许演化为鼓励，投资形式从合作合资发展为三资，中国投资者从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发展为自然人也可投资，外国投资者则从经济组织扩展到非经济性的组织。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200页）我国宪法确立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和施政纲领，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含着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重要政治思想和理论原则，包含着一整套构建科学、运转协调的重要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
这些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对新中国国家制度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例如，2018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二是对宪法有关规定的含义提出解释性研究意见。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五）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我们党领导的宪法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许多启示和结论，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2月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题目是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时，概括为四点重要结论。（八）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五、简短的结论以民初立宪共和的启蒙图景为历史线谱，将其与共和的知识图景进行比较分析，并在当代共和复兴的背景下进行一种反思性认识之后，如果跳出历史图景的局限回到当下，共和之路又在何方？从共和的历史脉络来看，在经历了人民主权或者民主转型之后，共和主义已经分化为两条路径：一为民主共和主义，与民初所呼吁的主权在民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整体上以卢梭等学者的学说为主旋律
[34]改良派对此置之度外，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以及对维新改良的执着，大力阐扬英吉利式的革命，即着力进行一种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另一种情形是认为宪法文本是为了向由自利个体所组成的利益团体提供规则。[117]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代表梁启超又指出，民主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且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予以佐证。
[106]如西塞罗指出的，美德如同技艺，重要的是运用，而对美德的最好的运用便是实际参与国家管理。[21]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识是，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
从共和的要义来看，政府权力必须要和立法权力相分离，从而区别于专制制度下国家把公共意志当个人意志来对待的情形。[81]从革命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正当性无疑不可能完全依靠革命获得支撑，而在权威概念缺位的情况下，民初共和国建设更是步履维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权威的缔造也是为了巩固正当性。[74]革命之后，正当性问题也要予以解决，虽然各国于此在路径上会有所差异。
[111]中江兆民在《民约译解》中认为，republic不是共和国，应当是自治之国。后者如一战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二战之后从欧洲赢得独立的诸多殖民地国家。本诸里以发诸表，本诸实以施诸名，根本既立，枝叶自茂。立宪派之前一直以中国人尚不具备议院的民主政治能力、不具有共和国国民资格等为理由而主张改良立宪。
第三，共和相对于专制是全新的，与共和相伴的革命也意味着掀起一个全新的开端，从而迎合划清界限这一要件。[69]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165页。
即使罗马的政治实践也没有离开权威作为支撑，这就是权力在人民，权威在元老院。但宪法并未详尽人民必定(或者感到满足)的权利。
[28]虽然史学界一般认为辛亥革命的战果最终为袁世凯所篡夺，但就革命本身而言，无疑是胜利的，因为其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除了立宪，议会制的运转也为共和国之命脉所在。[20]《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东方杂志》1904年10月。就此与美国的历史经验比较来看，美国革命之万幸恰在于，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对抗之前，就已经以自治体形式组织起来了，用18世纪的话来说，革命并未将他们推入一种自然状态。不管政府采取何种形式，代议制都是必须的，否则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形式，因为立法者绝不能只由一个人来担当。[111]这种理论认识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60]英国1653年的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府由三个部分组成：护国主(Protector)，国务会议(Council)和议会(Parliament)。[5]如《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争。
由于战争不仅发生在南北之间，也时常爆发于各军阀派系之间，人民也担忧甚而考虑：如果国家不能在短时间内摆脱这种情形，那么集中精力去发展各省自治也许更让人觉得可能？在1919年南北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之时，对于地方自治的要求自然再正常不过。参见郭绍敏：《清末宪政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读书》2011年第5期。
[39]参见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1902年12月)，载于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不仅是单个人，而且作为人类绝大多数的所有人，包括贫贱者、长期处于黑暗之中的煎熬者、一切权力的受压迫者，他们要揭竿而起，成为这块土地上的最高主权者。
[79]可见，虽然经历了中世纪的世俗化，但立国者们仍然努力寻求一种超验来缔造权威并巩固正当性。[109]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展开的。就代议制的运转来说，虽然从民初各部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由国会选举总统一直是民国初年各项约法的共同特点，但实践中的代议制往往徒具形式，并未行共和之实，甚至与其背道而驰。时值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诸如维新运动等事件的推动，进入20世纪的中国，欧化思潮可谓大兴，[14]以至康有为批评道：今中国近岁以来，举国笲笲，抢攘发狂，举中国之政治教化风俗，不问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欧、美之政治风俗祀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服而从之。
《新民丛报》则认为汉人尚乏立国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与满人平等，应融合国内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国外诸族。美国革命者把自己标榜为‘立国者，他们知道作为新政治体权威来源的，并不是不朽立法者或不言而喻的真理，或其他超验的、脱俗的物象，而是立国举动本身。
如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1903年)称共和为公和，又曰：立宪政体又别之为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后者则根据领袖对人民的治理方式，也就是政府如何依据宪法运用其完整权力的方式，而区别为共和与专制政治。
[25]冯天瑜：《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载前引[1]书，第1565页。[53]再次，从立宪主义的历史脉络来看，除了英国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实行立宪主义的现代国家都享有一部成文宪法。
参见佚名：《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译书汇编》第5期，1902年7月。[68]参见陈伟：《阿伦特的权威理论》，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07]而且，人类的德行在任何事情中都不及在建立国家或者保卫已经建立的国家中与神意更接近。[125]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议题从静态的宪法文本或天赋人权导向了动态的法治及制度运转。
《索隐》云：‘二相还政宣王，称元年也。[18]作为这场论争主角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留学生们，都曾在日本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洗礼。
第一，共和在史源上是一种与革命休戚相关的理论。[55]在告别传统专制之后，立宪无疑是秩序重建和制度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与美国革命相比较来看，就权威及正当性而言，美国的经验比较精妙或者说机缘巧合地处理好了立国之后权威塑造与正当性寻求这对命题。民初共和国基本确立之后，进行了诸多立宪活动并多次召开议会，也产出了多部宪法文本，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